11月29日，由深圳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深圳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承办的“人工智能与人文科学创新”——第七届饶宗颐文化研讨会暨纪念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40周年学术会议在深圳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艺术智库、腾讯集团、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商务印书馆、深圳大学等海内外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嘉宾及青年教师八十余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深圳大学副校长巢乃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主任马寅卯分别代表主办方深圳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致欢迎辞。巢乃鹏介绍，饶宗颐文化研究院是立足湾区、推动人文创新与文明对话的重要学术平台，体现了深圳大学长期坚持“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努力。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本届饶宗颐文化研讨会以“人工智能与人文科学创新”为题，是深圳大学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冲击时的主动应对。饶宗颐文化研讨会已举办七届，始终引领人文研究回应时代之问，让湾区人文活力与全球学界智慧交相辉映。马寅卯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比较文明研究中心聚焦国际文化思潮研究，通过学术研讨与文化交流，服务于我国文明建设与文化战略需求。再次与深圳大学携手举办第七届饶宗颐文化研讨会，旨在汇聚多学科智慧，厘清人工智能时代人文科学的发展路径，让思想转化为推动人文社科创新发展的坚实力量，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筑牢根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何成洲代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致辞指出，四十年前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大学诞生，标志着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扬帆启航，此次四十周年纪念会议回到深圳大学召开意义非凡。比较文学致力于跨越界限、沟通文明，而今更应勇敢地跨越人文与科技的“鸿沟”，构建面向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学科体系。深圳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史学正出席研讨会并致辞，他指出，饶宗颐文化研讨会是立足湾区、面向全球、推动人文创新与文明对话的重要品牌，是深圳大学的一张学术品牌，也是深圳的一张文化名片。作为中国硅谷、南方科技中心，深圳时刻让人感受到人工智能浪潮的奔涌，也让学者们有责任参与搭建技术与人文的对话桥梁，拥抱AI发展机遇，共同书写新时代人文社科发展的新篇章，助力智能时代、智能社会的“向善”发展。开幕式由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田启波教授主持，香港饶学联汇创会会长饶清芬向第七届饶宗颐文化研讨会的顺利召开致以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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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讨会适逢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40周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于1985年在深圳大学创建，此番回到深圳这片科技和文化创新热土，回望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面对“人工智能与人文科学”新挑战，继往开来地探索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新机遇、新路径。研讨会以“人工智能与人文科学创新”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时代人文科学的挑战与创新”“人工智能的人文应用：哲学与文学”“人工智能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等三个议题展开。

人工智能时代人文科学的挑战与创新

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至，为人文科学带来了研究方法与伦理范式的全新挑战。面对时代变局，人文科学亦在守正创新中孕育着发展机遇，重塑其知识价值与社会角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奖章”获得者王京生以《人工智能的时代价值与文化营造》为题讲到，中央关于“十五五“规划的建议，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凸显了人工智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地位。这提醒我们，人工智能为民族复兴创造空前机遇：它为中国科技经济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弯道超车机会；它为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坚实基础；它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重要基础。同时，数字时代的文化营造，需要建设具有崭新意义的“创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力量型”文化，需要构建数智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要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文化产业进入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催生文化生产与消费新模式、创造多元的文化体验，推动形成了数字文化新业态。数字文化新业态的根本是“文化+人工智能”，是“文化+科技”的现代化表现形式，它的本质是文化新质生产力。

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以《人应成为AI发展的尺度》为题讲到，AI不是简单的“岗位替代者”，而是新一代“时代筛选器”，把社会衡量标准从“掌握知识”提升为“驾驭智能”“面对未知”“穿越不确定性”的能力，并判断他到底是不是AI first的新式思维。在算法的映照下，判断力与主动性、生命的韧性与内在生命力、直觉与创造力、自我觉知与情绪管理，以及洞察他人真实需求、组织资源解决问题的能力，将从“软素质”上升为新时代的核心硬实力。同时，AI时代这些人类的特质不是我们的弱点，而是我们最强的护城河，要在个人层面、有意识地打磨上述特质，而社会与教育体系则需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与人格的系统培养。人工智能的意义，不在于取代人，而是在提醒人们重新回归自己的内在，审视那些被放大的特质，让人真正成为衡量和引导AI发展的根本尺度。

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叶舒宪以《AI人文——人类纪终结之后》为题讲到，AI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碳基智能发展的终点与硅基智能的全面崛起，这不仅是人类脑力进化停止的开端，更可能引发智力与大脑的长期退化，成为生命进化史上一个严峻的转折点。然而，AI与生物技术也正根本改变人类生存境况：智能机器将取代大部分体脑劳动，实现丰衣足食；生育痛苦可通过技术消解，人格定制也成为可能。在文化领域，AI的海量创作使得传统文艺教育与评论逐渐失去价值，唯有真正的理论原创和思想开拓，才能在未来人机协同的时代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徐新建以《警惕“唯智主义”》为题讲到，人工智能作为数智文明的核心，由算据、算法与算力构成，并受算因与算果的驱动与制约。随着这一技术形态在全球扩展，世界正滑向“唯智主义”的边缘——其危险在于将万物（包括人类）全面纳入算法体系，化简为由中台与后台预设程序所控制的终端界面，使世界沦为被计算的对象。面对这一技术哲学困境，中国思想传统中自晚清民初便倡导的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理念，展现出独特的人文价值。这一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为应对技术理性膨胀所带来的文明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价值参照。

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刘洪一以《人工智能与知识迭代——从文科危机谈起》为题讲到，知识具有世代性，文科危机的本质是知识迭代，数字文明条件下的知识迭代既含括人文社会科学，也含括自然科学、应用技术，各类知识以价值排序及其创生力实现世代性嬗变。从人类知识的演化历程看，知性改进与工具变革是知识进化的两个核心路向，这两个知识进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颠覆性突破而实现深度叠加，这不仅改变了知识生产方式和知识边界，而且对知识的定义、属性、功效等既有知识定律提出系统性挑战，甚至关涉到人的主体意义和生命价值。因此，不能将人工智能仅仅局限在工程、工具的技术视域，而应以科学、哲学、文学、人类学等综合知识学的整体观，化用东西方思想智慧，深入发掘知识的根基元理，实现技术算法与伦理法则、自然法则的联通协作，以促进科学和知识向善螺旋，服务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围绕这一议题，深圳大学城市文化研究所原所长、教授吴俊忠发言认为，科技推动社会进步，但人文学科不可弱化。文科应立足现实问题，为国家献策、为社会发声、为人生觅智，并引导青少年正确看待科技与人文的关系。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彭小刚发言认为，人工智能与人文科学的协同是破解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失衡的关键。二者需双向赋能：AI为人文研究提供新工具，人文为AI注入价值灵魂。唯有以人文引领技术，才能实现科技向善与文明跃升。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本科学院副教授张晓芳发言认为，人工智能作为科技革命的最新形态，其本质仍是突破人类生理局限的工具。我们应警惕人形机器人对伦理与本体论的潜在侵蚀，而人文科学的创新亦需超越自身边界。法国阿尔多瓦大学副教授李晓红、商务印书馆（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延旭、鹤湖智库秘书长韩湛宁、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弋灵、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周铭英、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欧宇龙等专家学者参与了分议题讨论。

人工智能的人文应用：哲学与文学

人工智能正在哲学与文学等人文核心领域深度渗透，重塑经典文本的解读与思想实验的研究范式。这一技术应用不仅催生了新的交叉学科方向，更在方法论与伦理层面持续激发传统人文学科的思想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副院长马寅卯以《为何 AI 不能成为道德主体》为题讲到，在当代人工智能伦理学中，迪特尔·舍内克尔（Dieter Schönecker）基于康德哲学提出，实践理性必然包含生物性的道德情感（如敬重），而人工智能缺乏此类非算法化情感，故无法拥有实践理性。功能主义者对此有反驳，认为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模拟情感，来实现道德功能。但舍内克尔的论证方向也有缺失，人工智能的根本问题并非情感缺失，而在于其无法确立康德意义上的“先验自由”。只要人工智能系统在本质上是被程序决定的、是他律的，即便它能完美模拟情感，仍无法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

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艺术学院院长何成洲教授以《世界文学的跨媒介转向》为题讲到，世界文学研究正经历显著的跨媒介转向，这一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聚焦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与传播方式，关注其在跨媒介改编与再创作过程中，如何获得新的艺术活力与阐释空间。其次，着力探讨世界文学在具体社会与文化情境中，如何通过不同媒介形态实现其审美价值与社会功能。最后，强调对媒介物质性的关注，重视技术载体与人文内涵的深度融合，从而在当代媒介生态中，重新定位世界文学的存在形态与演进路径。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詹文杰以《AI时代人类文化重建与艺术创新》为题讲到，大语言模型为古典文献研究提供了新型辅助工具，其核心定位是译者的“初级助理”与“批判性对话伙伴”，而非替代者。有效的人机协同模式强调译者的专业主导性，通过精准提示词引导人工智能生成严格直译，并采用分段输入、迭代精炼与回译校验等方法持续优化译文。该模式展现出基础翻译高效、术语解释清晰、一致性维护良好等优势，但也需警惕其“幻觉”问题、哲学理解浅薄、风格不稳定等局限。因此，人工智能并未终结翻译工作，而是将译者推向更具创造性的阶段——从基础劳动中解放，更专注于哲学意涵传递、文化语境转换与语言风格塑造等机器无法替代的人类智慧领域。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与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双聘教授金雯以《情感智能与AI时代文学研究的社会功能》为题讲到，情感智能不仅指识别和回应情感的能力，也包括驾驭和控制不可名状的意识“暗物质”的能力。优越的情感智意味着能够在控制情感和任其在随机性中发展之间达成辩证关系：一方面，它帮助我们“治愈”自己和他人，通过发现匮乏和找到热爱构筑个人情感世界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它也引导我们在随机性身体直觉中挖掘构筑可能世界、干预既定“现实”的潜能。人类智能的创造力与“情感智能”紧密相连，正是情感智使我们得以将身体的随机直觉转换为创造性势能。AI模型无法复刻人类身体直觉的随机性，但可以与其共振。因此，人类创作者可以与AI充分合作，共同进行小说、艺术和电影创作与研究，使人类的情感智能与算法相得益彰，推动整个社会层面情感“治理”模式的优化。

暨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赵静蓉以《人工智能的社会性应用：文学的经验与情感》为题讲到，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议题，更是当代政治生活的重要构成。其社会性应用体现为“人工智能的政治化”，这一进程并非通过制度设计直接达成，而是借助经验与情感的转化及生产来实现。文学作为经验叙事与情感表达的核心载体，凭借其独特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它将抽象的技术权力转化为可感知、可共鸣的政治现实，从而深刻塑造着人机共生时代的权力秩序与认同结构。

大连外国语大学教授、孔子学院工作处处长华媛媛以《文学研究中的主题建模》为题，探讨了主题建模技术在诗歌分析中的应用与挑战。由于文学语言具有复杂性与多义性，传统的分析办法，容易生成模糊且重叠的主题。为提升主题可解释性，可以通过将主题词映射至三维语义空间，使语义相近的词汇聚集呈现，从而增强主题结果的可读性。

围绕这一议题，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江玉琴发言认为，人工智能的崛起正重塑人文领域，促使科幻理论回归批评本源，从叙事、世界与理论三层面回应变革。叙事从口头走向AI自创生；世界认知融合现实与虚拟；赛博格诗学则借游牧主体、共生文化等概念，构建应对技术冲击的新理论框架，倡导以共融主体面对人机同化的未来。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郭杰发言认为，中国文化兼具延续性与变革性，二者辩证统一，使其在万年传承中既保持本色又生生不息，形成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独特品格。深圳大学犹太-以色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唐立新发言认为，当代社会虚无主义蔓延，它以否定存在、质疑价值、消解意义为特征，许多人陷入孤独迷茫。人工智能的崛起加剧了这一思潮。如何从中突围，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商务印书馆（深圳）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苑容宏、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岩、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周磊、副教授林艳、副教授陈雅文等专家学者参与了分议题讨论。

人工智能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人工智能为比较文学带来了突破语言壁垒、进行超大规模文本分析的历史性机遇。然而，面对算法的客观性与文化的丰富性之间的张力，如何在技术赋能中坚守人文洞察与批判精神，成为该学科面临的核心挑战。

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上海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王宁以《走向世界的中国比较文学：历史的回顾与国际化进程》为题讲到，中国比较文学虽被视为源自西方，却拥有独特的发展历程，它经历了三个阶段：作为研究方法的前历史阶段（1906–1949），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被视为早期开拓性著述；非学科的边缘化阶段（1949–1977），如新中国成立后，受前苏联文艺思想影响，比较文学一度边缘化；以及学科化与全面复兴（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后，该学科作为独立学科被重新引入并蓬勃发展。比较文学研究应该延续钱钟书开创的中美比较文学双边对话机制，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积极发声，有力推动了中国人文学科的国际化进程。

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曹顺庆以《解决“卡嗓子”难题，向世界传播中国话语》为题讲到，在科技创新聚焦“卡脖子”难题之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更需警惕“卡嗓子”困境——即中国学术在国际话语体系中有理难传、有声难响的窘境。这一现象既源于西方话语的长期强势与文明优越论，也与中国学界自身的文化不自信密切相关，表现为过度依赖西方理论阐释本土问题，而疏于构建自主话语体系。为推动中国话语真正“走出去”，必须在认识层面，以文明互鉴的历史事实正本清源；在实践层面，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且具备世界意义的理论命题。唯有在文明互鉴的框架下增强话语自信，才能从根本上打通中国学术的国际传播之路。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葛桂录以《人工智能时代中国比较文学的“道”与“路”》为题讲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刻变革知识生产与认知方式，推动教育与学术生态转型。在此背景下，比较文学应借助AI技术，通过“他者”视角促进文明互鉴与自我认知更新。我们需把握这一历史机遇，突破传统知识壁垒，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通过跨文化文本的数据化比对，既实证人类情感共通性，也彰显各文明独特价值，最终为绘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知识图景贡献智慧。

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教授苏娉以《科幻文学中的岛屿与空间禁锢研究》为题讲到，借助可供性理论，可将场景设定视为具有叙事功能的技术手段。通过梳理科幻文学中岛屿场景的演变可见：岛屿凭借其空间封闭性，长期作为催生恐惧氛围与怪物意象的理想叙事场域，并有效唤起读者的心理惊悚。随着社会技术语境变迁，岛屿的封闭叙事功能逐渐减弱，创作者转而发掘更具空间禁锢特质的场景。远洋航船、外星球、宇宙飞船及凶宅古堡等新型空间载体应运而生，延续并拓展了封闭空间在叙事中的情感张力与象征意涵。

围绕这一议题，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郁龙余发言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于深圳大学创立，乐黛云作为主要推动者，不仅理清了该学科的学术地位，更为新时代人文发展注入思想动力，她的学术贡献与不懈支持令人铭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广奎发言认为，经典的形成与接受受社会、政治、文化等多重动机操纵，其内涵与地位随时代流变。经典既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权力与意识形态运作的场域。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李小均发言认为，诗人并非直白面对死亡，而是以形式与语言的极致创新，回应生命消逝与认知边界，使晚期风格成为五位美国现代诗人艺术生涯中最具颠覆性与光辉的篇章。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春景发言认为，伏尔泰在《风俗论》及多部哲理小说中均有印度书写，既肯定印度文明价值，亦批判其宗教形式与萨蒂陋习。日本福冈国际大学教授海村惟一、久留米大学讲师海村佳惟、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徐天基、副教授陈雅新、副教授王伟均、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姜娜等专家学者参与了分议题讨论。

会议研讨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突飞猛进，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万物广泛互联的时代。在这一背景下，人文科学作为历史悠久的知识传承体系，也正经历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深刻改变。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人文科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还在认知层面推动了对“人”与“技术”关系的重新审视。哲学、文学等传统学科在数据化、计算化与智能化的浪潮中，既迎来了研究边界不断延展、分析能力空前增强的机遇，也面临着研究范式转型、伦理标准重构等多方面的挑战。如何在技术赋能的同时保持人文精神的独立与批判性，已成为这些学科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刘洪一作了简要的闭幕总结，他认为，四十年前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在深圳大学起步伊始，便以思想先锋的姿态活跃在国内外学术界。以乐黛云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先驱，为跨学科研究及中外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中国比较文学更将在应对人工智能给人文学科带来的新挑战中，发挥其独特作用。秉承中国比较文学的创新精神，此次研讨会主题突出，集中探讨了“人工智能与人文科学”这个时代性的大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跨界特色鲜明，从科学、哲学、文学、古典学、民族学、宗教学、生物学等不同学科视角以及高科技企业的前沿性研究与实践，共同探讨人工智能相关问题，展现了突出的学科综合性和学术前沿性；探索性强，对人工智能条件下人文科学的知识创新提出了许多真切见解；碰撞思想火花，对正在进行中的时代命题，发现问题比急于解决问题更重要。